图为襄阳革命烈士纪念馆。
1948年6月，为减轻粟裕兵团在鲁西南行动的顾虑，已经率主力转出大别山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商议决定，发动老（河口）襄（樊）战役，夺取川陕鄂豫要地襄阳和樊城。
当时，邓小平对中原战场的这一形势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华野主力在豫东展开打，中野主力在平汉线牵住南线敌人兵团，然后我们趁敌不备，出‘边车’袭取襄阳。”
1947年7月2日，刘邓下令一直监视襄樊之敌的第六纵队正式发起襄樊战役。
去年12月2日，本报特派采访组一行来到位于汉水流域中段的湖北省襄阳市，采访襄樊战役的故事。
康泽的嚣张：有山有水有坚城，共军就是来五个纵队也休想攻下这铁打的襄阳
沿着汉江大桥，穿过清澈的汉江水域，记者来到了位于襄阳市襄城区境内高高的襄阳城墙下。
“襄阳城北依汉水，与樊城夹水相望。这里城高又坚固，濠宽又很深，加上有万山、真武山、琵琶山等作为天然屏障，因此素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之说。”
陪同采访的襄阳市党史办宣传科长梁发双说，襄樊是蒋介石经营了多年的军事重镇，为了加强这个战略要地的防御，蒋介石特意将他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常委康泽派驻襄樊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又从南京请来“川军名将”郭勋祺任副司令官。
据梁发双介绍，康泽一到襄樊上任，就调整布防、修筑工事、大搞军训，成立特务营、宪兵连和保安旅等，将襄阳和樊城与老河口、谷城等地构成互相支援、浑然一体的掎角之势，将襄阳搞得像铁桶一般。视察襄阳防务时，康泽曾得意洋洋地说：“有山有水有坚城，共军就是来五个纵队也休想攻下这铁打的襄阳。”
据葛红国、裴志海合著《冷的冬、热的雪》记载，当时我参战部队主要是由中野第六纵队和桐柏二十八旅及其三分区、陕南十二旅。与守备老河口和襄阳地区的两万余敌军相比，尽管解放军人数基本上与敌方持平，但由于参战主力部队刚从大别山出来，装备较差，几乎没有重炮，加上陕南军区的部队是6月份刚刚组建的，在实力、装备对比上，对解放军是极其不利的。能不能打好这一仗，包括六纵的部分同志都是有顾虑的。
当年六纵司令部参谋武英回忆，当时打完新野后，王宏坤就以桐柏军区司令员以及总指挥的名义给刘陈邓首长发了电报，说经过再三权衡考虑，襄阳不打为好，建议撤兵退守。“最后，刘邓首长就此事询问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时，求战心切的王近山态度十分明确：保证坚决打下襄阳，而且还一定要捉住康泽。”梁发双说，敌我兵力相等，襄樊守军又是以逸待劳，装备和实力还远胜解放军，如何赢得襄樊战役的胜利？
以弱胜强：襄樊战役的胜利，其政治意义不亚于军事意义
从襄阳城墙楼下来到襄阳市党史办会议室，梁发双和襄阳市党史办副调研员赵乾文拿出了当地的党史资料，由陈大森所著、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襄樊战役》描述，1948年7月8日黄昏，刘陈邓率指挥部回到宝丰县北张庄，全力指挥襄樊战役。
在讨论攻占襄阳的方案时，邓小平告诉王近山，“打襄阳要纵观全局，通盘计划，像割肉一样，先割哪块、后割哪块，割肥的、割瘦的，心中要有数！”刘伯承也嘱咐王近山要多动脑筋。他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拿下这一点，全盘也好解决了。
“王近山打仗非常厉害，是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赵乾文说，根据刘邓的指示，王近山仔细观察了襄阳的敌情、地形，制定了“撇山打城，主攻西门”的作战方案。在这一战术的指导下，王近山带领部队撇山攻城，刀劈三关，只用了半个月，便顺利拿下“铁打的襄阳”，活捉了康泽和郭勋祺，歼敌2万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
襄樊战役是逐鹿中原全局中的一招好棋。它解放了老河口、襄阳、樊城等7座城市，开辟了桐柏区以来最大的政治、军事胜利，威胁敌人的后方江南和四川，有力配合了豫东战役。同时，由于蒋介石嫡系康泽兵败襄阳，做了解放军的俘虏，也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参战的信心，并使国民党最高决策圈内开始出现一种潜在的危机和裂痕。
襄樊战役胜利后，朱德总司令称其为“小型模范战役”。一向不轻易表扬人、特别是不轻易表扬高级干部的邓小平也高度赞扬了王近山，并评价“襄樊战役的胜利，其政治意义不亚于军事意义。”
7月23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祝贺襄樊大捷的电文说：“这一汉中水游的胜利，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清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兴奋。”(广安日报特派采访组 文/图)
